市民、新市民、政府、开发商……如何思考其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 理想城市②
我们和规划专家茅明睿聊了聊城市规划、大数据和城市观。
《数据与城市正义：回龙观居民“身体被掏空”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茅明睿没想到这个拗口而且有点学术的演讲题目会引起这么多关注。文章在演讲平台“一席”的微信公号阅读量超过 10 万+之后，就再也打不开了，网站的视频也随即被撤下。
在那个演讲中，茅明睿讲述了自己对“城市正义”的理解，以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自己所做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如何用数据指导回龙观地区功能优化和大栅栏地区城市更新”等。
茅明睿称，所谓城市的正义就是一个人的城市观。而他的城市观受到了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影响。后者是城市化著述的先驱人物，强调城市应当以人的尺度建设，而多样性正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除此之外，茅明睿还引述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说法，认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城市里的人应该拥有市民权。市民权则包括居住权、就业权、出行权，等等。它是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参与城市生活、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指鼠族、蚁族和流浪人口等）的居住权的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第一个台阶。那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市的正义？以恢复传统风貌的名义，或者以规范空间秩序或者法律性的名义去把这些街道空间进行改造、封堵，是不是城市正义？政府出资去修建过街天桥是不是城市的正义？凭什么步行者要将地面的路权让给机动车，他有没有征求我们步行者的许可？”茅明睿在演讲中说道。
这也让他再度审视创业的问题，在此之前一年， 2016 年 5 月，他成立了一个叫城市象限（UrbanXYZ）的公司。这家公司致力于通过研究人的行为，用大数据来开展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试图去影响城市的管理者等。比如他们就通过对中国数十亿台智能终端的定位数据、城市路网、用地、兴趣点和位置微博数据，以及部分城市的手机信令和公交地铁 IC 卡刷卡记录等的收集和分析，能够按照任意空间单元、任意属性维度对中国所有城市空间进行人流监测、人群洞察、职住通勤分析、城市活力监测、城市空间画像等。他在“一席”里分享的成果也来自于此。
创业后，茅明睿要打交道的客户还是之前他待在体制里时接触的那些人，包括政府、开发机构和城市运营商。
“我们试图去影响他们，用更好的数据产品，更好的大数据工具，更好的大数据服务模式、应用模式和应用价值观，去影响他们，合理、合规、合法地去使用大数据技术。”茅明睿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这也意味着茅明睿不仅需要“教育”客户，还需要和体制保持合作。他也因此担任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等社会职务。但这注定是困难的，“总体上来说，没有哪个领导真的认为城市应该由你们规划师去定。你要放在国外来说，规划师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组织者、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结论的拿出人”，茅明睿说。
在《数据与城市正义》的结尾，茅明睿称，城市的正义来自市民的参与。“我们自发地在开展一些寻求城市正义的实践，但是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跟公权力、跟开发商、跟市场的资本去博弈的，因为我们缺乏盟友。这些盟友是谁？就是在座的各位，是我们的市民。”茅明睿说。
7 月 24 日，也是我们采访茅明睿的前一天，一篇名为《北京，有 2000 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流传，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而引起共鸣。
但是，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时候，茅明睿说：“你去北京本地人的群，你去看那些身份证是 110 打头的那些人的微信群，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文章，以及他们怎么写了一篇去反驳那个文章。那你就发现，我们的城市在分裂，分裂成外来精英群体和本地土著群体两种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是截然不同。”
对于今年 39 岁的茅明睿来说，创业“首先要挣钱，要活命”，必须和体制合作。至于能不能盈利，“看看，实在不行就去找人帮忙。找‘大腿’去了。”他说。
这位做了 15 年城市规划的人，如今似乎进入一种迷惘的状态。
“我发现我干了 15 年规划之后，突然不知道城市规划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我根本提不出来什么样的城市大小是一个好的城市大小，什么人的人口规模是一个好的人口规模，什么样的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建筑高度是好城市，我们一概都不知道。我们做了一千个城市规划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基于什么在做城市规划。”茅明睿在 7 月 22 日的举办的“何为理想城市”论坛中说道。
他在“何为理想城市“论坛、“一席”和我们的采访中，谈了大量城市规划与数据问题，但最核心的还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整理如下，这是“理想城市系列”的第二组问题。第一组（问题 1～9 ）请点击这里阅读《一座城市的成本，到底该怎么算？》。
10. 为什么有人会支持北京整治“开墙打洞”？
我觉得事后（指北京和上海近期的一系列城市整顿）你去梳理梳理，看一看，也是有意义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去看一看。那你想想当有这么多人反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那这个事情的动力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在推动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支持者？所以我们后来很失望地发现，至少目前从微博上表现出来的，我们所秉承的某一些价值并不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的价值。
但是也有可能说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舆论管制的环境，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的反对声音，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支持声音。那这个支持声音你怎么去解释？你去北京的本地人的群，你去看那些身份证是 110 打头的那些人的微信群。（比如）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文章（指一篇刷屏文章《北京，有 2000 万人假装在生活》），以及他们怎么写了一篇去反驳那个文章。我们都觉得应该让市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但是比如说对本地人来说，他认为更优先应该保障的是生活在那里几十年的那些老北京，他们以前小时候在这儿就没有这么乱。
你就发现，我们的城市在分裂，分裂成外来精英群体和本地土著群体两种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是截然不同。
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这个城市更民主的话，你就要接受不一样的意见，否则的话，你是假民主，可能你是真独裁。民主是什么？让决策者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代价。如果说，广大的市民支持封墙堵洞的行为。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做呢？只有让他们做了，让他们看到他们做完的结果。那他做得很好，那就教育了我们。做了结果不好，那他们自己受到了教育。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实现试错和救错，这是民主的价值。让决策者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让与决策无关的人承担了决策者的责任。
11. 到底谁才是城市的决策者？如何决策才算合理？
我们是（希望）一个自下而上的，希望一个多元共治色彩的，更多考虑市民诉求的那种城市治理模式。
我不是鼓励违法建设，不要拘泥于封墙堵洞。我们更应该关注公共政策的产生，执行，评估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保障其中市民的参与权；是否做到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否能够真正的客观地去开展一下整治前后的评价。违法建设该治理，但是是否应该一刀切地封墙堵洞？这个就应该有专家、市民参与，细致的讨论、审议，也许这会增加决策成本，但是就跟买东西要不要货比三家精打细算一样，节约了决策成本可能就意味着付出多得多的代价。
我的好朋友就有很实际的感受和体验，他们生活在老城，对街道活力与居民权利就有跟我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声音能够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理清事实，去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广泛参与，充分讨论的价值，一刀切的封堵讨论的声音和一刀切的封堵街道一样，只会进一步伤害我们的城市。
12. 我们如何才能不被当作没有任何隐私的罪犯看待？
大数据一直在强化某些人的能力，强化资本的能力，强化政府的能力。有一些能力，其实我们会觉得是不恰当的，以侵犯隐私为代价的一些管制，或者以侵犯隐私为代价的一些推送。你天天在被人营销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 99% 的情况下，人都是没有良好价值观的，大家都会想到怎么变现？怎么营销你？怎么对你进行画像？画完了之后怎么对你推送广告？怎么让你买我的东西？怎么增加你对我这个平台的联系？等等。都在消费你。
另外一个就是说，确实我们都不希望一个那种东西存在，让你会觉得尽管他没有把你怎么样，但是你不希望那种样子。比如说有客户曾经想去更好的为自己的物业里的居民服务，所以他在每一个居民楼的电梯里面都装了一些探侦设备，探侦设备就能够大概识别出这个居民的特点，这个居民的生活模式，然后居民出什么地方。对于安全来说，人家最希望的就是我一看到这个人，他所有的哗哗哗，后面就全出来了。然后每个人，这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作为一种犯罪的对象在看待。
大数据一直在侵犯我们每个人，那我们不希望大数据被用到不恰当的方式上面去，以侵犯公民权利为代价的大数据引用。这个博弈当中呢，公民个体的能量是越来越低的，你手上只有你自己的数据，甚至你都没有把自己数据化，但是你想想，腾讯也好，阿里巴巴、百度，甚至这一批互联网公司，你想想那些大数据交易，黑市上塑造出来的那些机构，你想想那些已经拥有所有一切能力的那些权力，他跟我们来比，那我们怎么办？
13.城市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我们试图传达一种价值观，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城市的问题，他其实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以不侵犯任何人权利的方式，也可以达成治理的效果。对于综合治理，城市的综合治理，我们强调都市的安全，那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判断一下犯罪率、治安事件跟城市的空间环境，跟可以看到的街道设施，跟街道的照明度，跟这里街道沿街的商业设施的业态类型和商业设施的密度，以及街道的人流量，是不是存在某种关系，我们可以用数据的科学来得到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不是把每个人当做罪犯去做，而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关系，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街道设计，什么样的外界的设施环境，是否设有什么照度的路灯，是否显著的摄像头，以及良好的街道活力，店铺的密度，可以减少街道的犯罪率，犯罪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达成很好的治理效果，而不需要把每个人都把他作为罪犯一样的监视起来，那就是我们想传递的一种价值观。
所以说，我们想创造一种恰当的、合乎伦理，而且又能解决问题的大数据的城市治理的技术，这是我们想创造的，而且我们试图去教育客户。
客户是政府、开发机构和城市运营商。城市的实施主体，城市的规划者，城市的管理者，这些人都是需要被教育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发现有些事情可能越界了，然后我们就会收一收。你站在为市民服务的角度，却让市民付出了额外的高昂的代价，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你怎么服务他你还没想明白，但是他要付出什么你却搞得很清楚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收一收，就是这个问题。
14.产品和服务能改变人的价值观吗？
摩拜（包括 ofo 等所有共享单车）就是我们城市研究者的理想，因为我们呼吁了很多事情，呼吁自行车的出行权利，呼吁让私家车的机动交通的出行比例降低，公共交通和自行车都回归到城市，呼吁城市更多的步行，一点用都没有。摩拜一来就把事给解决了，当然也产生了新问题，但是总体上是解决了。
你有好价值观是一方面，你是不是有真正的能够影响到市民行为，或者决策者行为的服务，去改变他，才能把你价值观灌输过去。
要么你把那个决策的体制改革过来，你动的了那事吗？动不了，退而求其次。你拿一个产品和服务出来去改变人的价值观。
我觉得中国的人文素养、政治素养，普遍还是比较欠缺的，真的很欠缺，没有很多的人真正的受到过政治启蒙的教育，对于群己权界都没有分得很清楚。当然我们国家特殊的环境下，导致了你如果自己不去学，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些东西，它并不一定希望你觉醒。我们觉得，人迟早还是会觉醒的，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下面去做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互联网公司，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不该做？这个还是要好好看一看的，典型如百度。你不能说他们技术差，但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做出来就让你不舒服？背后就是价值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个时代，一不留神就越界了。
15.规划师在城市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要放在国外来说，规划师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组织者、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结论的拿出人，核心是多元地参与一个组织，形成规则和情景模拟下的政策愿景，以及实施路径。
在中国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中国是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是什么？计划经济是我能够定一切，也就是说决策过程在定一切的那个层面上就给你定了。城市规划师和工程那些人员是一样的，他们把你放到工程技术人员里面。所以，这个城市这里要地铁，你去划地铁，这里要盖房子，你去划房子。
对于工程类的东西，按照这种思路可以去做，比如这里要修条路，我们去设计一条路，这里要通个地铁，我们去建，这里需要污水处理场，我们做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是成立的。
但是，对于社会领域的东西是规划不出来的。规划人均住房面积？规划不出来。人首先要买得起房子，才能够有资格去谈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的生活品质是不能直接规划出来的。
所以，一旦一个东西涉及到社会领域，涉及到了经济领域，传统的规划方式都是无效的、无能的，但是这一条路一直没有被搬过来，上面的决策者不愿意让你去参与到这个事情上面来，他觉得这个事可定可控，你如果连这个事都不定不控，那么你规划干嘛的。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定了也没有用，因为根本不是由你去控。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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